到过我家老屋的，很少有人知道屋内有个秘室。 

　　老屋位于旧时甫桥西街的定慧寺巷口，一栋欧式青砖尖顶小洋楼，沿街为三层主楼，里面为两层附楼，主楼与附楼相连，高低错落有致，浑然一体。主、附楼各有楼梯，楼内门门相隔相通，漫步于中，曲径通幽。室内装饰可谓考究，紫红的门窗、地板，姜黄的墙面，乳白的天花板，在仿古的青铜吊灯、壁灯光线映照下，透着几分庄重与柔和。房东刘老先生是一位打理玻璃、面粉业的民族资本家。 

　　四十年前的秋天，父亲从国外回来，我家住进了洋楼的底层。家人在打扫空房时，意外地发现朝北小房间靠墙的地板上，有一点五米见方的稀缝，从房东的嘴里得知，下有一秘室，备战乱时躲人藏物所用，现早已空空如也。父母听后心存不安，生怕来人见后询这问那——烦人，就将大床支在了上面遮人耳目，时间一久，谁也没再念起床下的秘室。 

　　“文革”开始后的一天，父亲突然被以“莫须有”的罪名隔离审查，关进了“牛棚”。母亲似乎预感到了什么，晚上锁上门后，家人第一次打开了秘室。秘室不大，一人一头高，六平方米见方，室壁上沿有一通风口，室内干燥阴冷。母亲低声吩咐孩子们将书架上的书三五一摞，“蚂蚁搬家”似的抱进秘室，折腾到半夜，千余册书便整齐地躺在了秘室。孩子们虽累得直不起腰，心里却如释重负，这书可都是父母从牙缝里挤出来的血汗钱一本本买来的，那是读书人的命根子。但见母亲无丝毫倦意，仍坐在床沿上望着空书架发愣。片刻，唤孩子们再次打开秘室，自己下去又将一摞摞书重新抱了些上来，零星地点缀着各个书架。孩子们不解，母亲叹息道：“大学老师家哪有没书的道理，这么些空书架摆着，糊也糊不过去，干脆找点工具书装装门面，只能‘丢卒保车’了。” 

　　母亲的预感真准，隔天下午，大学里的“造反派”呼啦来了一大帮，一群人在楼外墙上刷“打倒臭老九某某”的标语，一拨人闯进屋翻箱倒柜，父亲从国外带回的照相机、英文打字机、观剧镜、各国的钱币、邮票等物被“一网打尽”。“造反派”们带着“胜利”的喜悦“满载而归”，母亲也惊得倒抽了一口凉气，还好，秘室未被发现，不然父亲还得“罪”加一等。 

　　“文革”结束后，书又被请回了书架，父亲每每读到久违了的“珍本”、“善本”，总是倍感欣慰，不时地慨叹：多亏了这老屋的秘室！ 

　　结婚后我将“老屋秘室”的事透露给了妻子，妻子不无惋惜，若早几年相识，还能见上一眼“老屋秘室”，搬了家再回去看有点不好意思。如今楼也拆了，“老屋秘室”仅存于记忆。前些日子，定居美国的姐姐来信称，她们在新建别墅时特意造了一个地下秘室，但未言明用途。妻子打趣地说：“美国不会也搞‘文化大革命’吧！她们俩口子可是读书的种子。”我不了解美国，只能瞎猜，兴许是姐姐怀旧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