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6月26日），由苏州市人民检察院提起的该院首例民事公益诉讼，在江苏省丁山监狱开庭并宣判，六被告（包括三名个人三家公司）一审被判处赔偿环境污染损害费用3200余万元。该案件赔偿额，也是创下了苏州大市范围内，由检察机关提起的民事公益诉讼赔偿额最高纪录。据悉，该案件从2016年11月提起民事公益诉讼之后，经历了近两年的时间，苏州检察机关始终秉持公共利益代表者的理念，不放弃污染链条上任何环节，全面收集证据，精心准备出庭预案，加强与法官、环保部门以及专家的沟通，通过民事公益诉讼为美丽苏州建设保驾护航。
新闻延伸：
对污染责任一追到底
行政、刑事、民事追责范围全覆盖
苏州市人民检察院方振检察官介绍，环境污染案件中，行政机关往往第一时间进行处理，对实施污染的企业或个人进行行政处罚。当污染行为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污染的实施者会受到刑事处罚，为污染行为付出人身自由的代价。实践中，常有污染事件的部分实施、参与者因为达不到行政或刑事处罚标准逃脱处罚，且环境污染对生态造成的损害需要大量的资金去修复。如何全面追究污染者责任，最大程度消除污染对生态的损害，是检察机关义不容辞的责任。如今，在法律的授权下，检察机关作为公共利益代表人，运用专业的法律知识和丰富的诉讼经验，通过民事公益诉讼的方式追究污染者的环境侵权责任，利用损害赔偿资金修复受损生态环境，守护苏州的青山绿水。
京杭运河水质莫名超标
2700余吨废酸漏进河中
2014年6月，环保部门在京杭运河的监测站陆续发现，在尹山斜拉桥附近的河水水质偶尔会出现超标的情况，然而对周边一圈正在正常生产的化工企业进行排摸后，并没有发现污染源。这种现象偶尔出现，没有规律，水质的指标发生变化的周期并不长，环保部门加大巡查力度，初步怀疑是有人在偷排，但是一时找不到元凶。
直到2015年1月底，一家名为旭东科技的公司进入了环保部门的视线。早在2013年底，该公司就已经因为污染环境被环保部门责令停产，然而每当该公司沿河停靠有货船的时候，附近的水质立马就有明显的污染迹象。然而，经过环保部门的调查，这些货船并没有直接向运河中排放任何东西，只是往该公司沿河废弃的反应池中运输副产酸（俗称废酸）。
经调查，原来这家企业的反应池是漏的，案发时，已经累计使用渗漏的方式向大运河中排放了2700余吨的废酸。
名为购买实为补贴处置
一吨140元倒手三次变22元
经过检察机关的详细调查，一条废酸销售、运输、偷排产业链付出水面。
根据调查，浙江一家源头化工企业在日常生产中会产生大量废酸。秋泽公司则从这家源头企业以一元的价格购入，源头公司则以每吨140元运输费补贴给秋泽公司。虽然秋泽公司有买卖资质，但并无处置的资质和能力。于是秋泽公司又将部分废酸转手给周某，每吨补贴90元。而这些废酸并没有得到妥善处置，而是又被转手给了徐某，每吨补贴价降到了22元。
经查，从2014年7月到2015年2月，徐某一共从源头企业运送15船次的废酸，根据货单显示累计运输废酸总数达2921吨。
徐某则租用了旭东科技京杭大运河边的反应池，在明知反应池有渗漏、破损的情况，将大量废酸输入池中。最终，徐某在2016年2月，因犯污染环境罪被姑苏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四年，而这还不是该污染事件的终点。
谁去诉？谁被诉？怎么诉？
追偿过程一波三折
发生环境污染事件时，相关环境公益社会组织具有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法定原告资格，但是苏州四家具备原告主体资格的社会组织中，业务范围与该案污染领域相关的公益社会组织仅有两家。检察机关分别向这两个组织发出检察建议，建议其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然而两个组织均表示无法胜任诉讼。
2015年下半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检察院在部分地区开展公益诉讼试点工作的决定》和《人民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试点工作实施办法》相继出台，苏州成为了试点地区，苏州市检察院成为了对该案最合适的诉讼主体。当案件顺利进入起诉阶段后，被告源头公司的代理律师提出了审判管辖权的异议。经过法院审理，苏州作为环境污染所在地具有管辖权。
根据以往的经验，污染环境触犯刑法的罪犯自然成为了追偿的对象，但是其雇主、上游企业均称自己无罪。检察院则认为，源头企业以补贴销售的方式提供给了无处置资质的秋泽公司，秋泽公司又违法提供给了同样没有处理资质的周某和徐某，废酸被人为渗漏进京杭运河，造成严重环境污染，极大侵害了社会公共利益。从源头到最后犯罪的实施，相关企业和个人均与严重环境污染事件息息相关，各方的行为均存在过错，且互相关联、相互结合，共同造成了京杭运河污染时间发生，属于共同侵权行为，应当承担连带侵权责任。
原告被告都确定之后，赔偿的金额应该如何确定？对于水体的污染短时间内可能没有那么明显，但是污染的行为确实已经发生，后果更是无可估量。检察官根据专业鉴定机构的技术鉴定报告以及废酸处理的市场价格（接近每吨4000元），综合相关实际情况，检察机关决定向6被告索赔3200余万元。
